近来，受地缘政治局势、疫情反复、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与经济衰退预期的相继冲击，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市场风险明显加剧。大宗商品每年产值约占世界GDP的20%，中国更是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大宗商品消费和进口的第一大国。在25个主要大宗商品品种中，中国有19个品种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总消费量约占全球大宗商品消费量的20%。巨大的消费量导致我国对进口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有鉴于此，我国亟需建立自己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自身贸易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国际贸易与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话语权。接下来，本文作者宗峻麒，金融领域专业研究人员，于2020-2022年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专员，2018-2020年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2017-2018年任伦敦埃森哲咨询子公司Parker Fitzgerald金融咨询公司研究助理，比利时联合银行信贷分析师；2018年取得中国证券从业资格，曾先后拜访中国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机构，参与完成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的《开发性金融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与研究》项目，负责国际投融资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研究，对用于评估海外债务风险的债务空间测算模型进行实际的改进与复现；将带领大家了解新加坡这座花园城市采用了哪些措施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期能够为有志于建成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国内城市管理者提供相当的借鉴意义。

过去十年间，全球顶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共计盈利约2500亿美元，超过华尔街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这些金融巨头的净利润之和。新加坡正是以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为目标，一步步从亚太地区贸易和物流中心，发展成为以大宗商品为特色的供应链金融中心。

“新加坡模式”主要包括：

（1）设立“环球贸易商”项目 (GTP)，以5%-10%的优惠税率吸引全球知名贸易商入驻。GTP项目使新加坡吸引到了200多个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亚洲第一家金融、能源期货交易所，掌握了全球铁矿石定价权。

（2）建立健全、透明、高效的税收、法律监管支撑体系，并打造以离岸金融为特色的金融基础设施。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成为亚洲美元市场中心，有力促进了大宗商品国际金融交易在新加坡的发展；在金融创新方向，新加坡开发了“日经225股”股指等离岸股指期货，开创了以别国股指为期货交易标的物的先例并夺得定价权，为一系列创新商品衍生品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统一进行混业监管，通过“国家单一窗口”制度，审批电子许可证只需几分钟，有效提高了许可证审批效率；在融资方面，放开UBS、花旗等外资银行的吸储限制，鼓励他们为大宗商品贸易商提供贸易融资业务，为进驻新加坡的大宗商品贸易商提供高流动性的融资渠道。

（4）打造与大宗商品贸易配套的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管理枢纽。新加坡耗资17亿新元建设了本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46个指定仓库中 8个位于新加坡，为大宗商品贸易中的现货交易提供了有力保证。

通过以上措施的有效实施，全球60-80%的能源、金属和农产品大宗商品贸易商在新加坡驻点，在为新加坡政府带来丰厚税收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新加坡的基建产业，给新加坡人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成功吸引到来自全球的人才在新加坡创业、工作，使新加坡快速成为亚太地区大宗商品贸易和金融中心，顺利跻身全球发达国家排行榜前列。

从新加坡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路径上可以看出，想要将大宗商品贸易做大做强，需要扶持多个总部位于我国的大宗商品贸易商，同时培养自己的大宗商品贸易人才，以及能及时反映市场走向的大宗商品资讯提供商。

当前，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呈现金字塔状：基础是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中间是场外市场，顶端是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有价格形成，套期保值等多种功能。2022年8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即将正式施行，使国内大宗商品贸易相关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交易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则，补全了我国推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场外市场与期货市场深入结合的最后一块拼图。同时，我国在海南自贸港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横琴岛）内推行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货物进出境管理机制，提升了大宗商品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也为希望创建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城市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从历史来看，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正随着亚洲崛起、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由西向东转移。上海、香港、海南、澳门、宁波等系列城市作为我国传统的或正在规划建设中的经济金融中心或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成为下一个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极大潜力。有理由相信，相关城市如能深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上述措施并使这些贸易政策保障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不仅可以帮助我国成功吸引到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在相关城市驻点，也能促进这些贸易商的人、财、物全面向相关城市聚集，摆脱大宗商品贸易商 “国内赚钱国外花”的情况，为全国人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进一步提升相关城市的全球知名度，吸引来自全球的人才在中国创业、工作，助力我国顺利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