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阳信县志翟王雹泉庙图

雹泉庙，原为古代先民祈求天时、避免雹灾而建，常见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周边县市。光阴荏苒，时移俗迁，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前进的双重选择中，鲁北地区多数雹泉庙宇或因兵火灾荒只存地名，或因香火欠佳自我消解，能保留至今的只剩寥寥几处。若再论及典籍记载与庙貌保存，翟王雹泉庙则毫无疑问地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一座位居乡间的地域性小庙，不曾像文庙般得到古代官方强力推行，也未曾像旧时府署县衙般有专人专款参与修缮，却在四百多年历史传承中融于民俗，留于乡土，屡登方志，其中的缘由的确引人关注。

（清）康熙《阳信县志》记载：“一在成西南二十里姚家庄，有记；一在城东北二十里。”另据《纂修姚氏世次续系横谱》记载，为使百姓免收雹灾之苦，万历年间两淮盐运司大使七世姚大志捐资修庙塑神像，后春夏祭祀、香火旺盛。1759年，乾隆时期，《阳信县志》重新修撰，在历经几十年社会变迁后，翟王雹泉庙拥有较大发展，对此，县志描述道：“一在城西南姚家庄，前列庑廊，后构高阁，禅院僧房为邑西南一大观，每当三月之望、六月之朔，远近士女骈集，香火甚盛；一在城东北二十里。”这一时期，城东北雹泉庙虽然暂存，但从文字记载中已可以明显看出与翟王姚家庄雹泉庙的地位差距。民国时期，翟王雹泉庙改设高等小学校，建筑功能发生实质改变。同时期，城东北雹泉庙虽在本次县志修改中增添“每年五月十七日大会”等内容，但此次记载后，该处雹泉庙因建筑失修等原因逐渐消失于方志典籍。自此，翟王雹泉庙作为实存建筑地位日益凸显。

翟王雹泉庙应时而生，也因时而盛。康乾时期，人丁滋生,土地紧张，庄稼丰欠关系千万人口性命，影响粮食收成的天气情况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于是，在祈求丰收、远离灾害的现实需求下，人们祭祀祷告、焚香献果，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远近骈集”“香火甚盛”的景象局面。另一方面，灾害天气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从反面抬升着雹泉庙的威望与形象。光绪年间，阳信县境仅雹灾就发生五次，在预报天气状况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民众将心中祈求失败之郁闷与渴望庇护之急切一并交于神庙，重重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少灾少害。近现代以来，雹泉庙角色发生变化，原先的神灵色彩逐渐淡化。从设立高等小学校开始，凭借整齐的屋社与宽阔是院落，翟王雹泉庙成为各个时期附近教育办学的重要场所，来往的人流、繁多的师生、悠久的年限无疑使其名气地位逐年攀升。

翟王雹泉庙融于民俗、留于乡土，具有难以比拟的底蕴优势。康熙乙末（1715年）进士，京都教习，邑人李修行生活于雹泉庙周边，在某次登临后有感而发，创作出“巍巍阁势逼晴空，载酒登临兴不穷”的古诗佳句，全诗第二句“芳草遍铺平野绿，醉颜倒映夕阳红”与第三句“云连远嶂千重秀，树隐孤村一径通”互相衬托，将雹泉庙之景、人居所之境形象展现，充满人文气息。比之于文学艺术，翟王雹泉庙的生命底蕴更在于贴近民俗。清代邑人苟恒达曾作《雹泉神论》，该篇文章虽然在整体上弥漫天人感应之说，但它以简短的篇幅论述了祭祀雹神的原因、雹灾与民众行为的关系以及重视礼法、祈求神佑的认知态度，把农业社会下的民间信仰与礼法要求做了有条理的阐释。文章于告诫之外，对希望嘱托再三提及，文章写道：“吾愿吾邑人庶崇尚德隅，勿溺近，习守绳简而莫逾，遵法纪而莫违先于人道，无愧而后于神明”，这表明乡村知识群体已经将基层治理与礼法道德紧密结合，并上升到了个人修养的思想高度，这种易被理解、方便感知的乡间理论，在无形中帮助雹泉庙获得了留于乡土的持久能量。

2020年前后，翟王雹泉庙重新修缮，庙前广场根据规划建成了雹泉庙村史馆，馆内农具展品齐全，民俗物件多样，人们于其中讲述村居乡愁、回忆红色历史、传承优秀文化，农耕村落再添精神家园。如今，预报天气、粮食高产、重礼守法，这些古人的期望渴求早已被我们用科学的方法一一实现，现在，得益于乡村振兴政策的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实践正经历着持续的提档升级，在不久的将来，农村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蔡清怡 田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