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收到徐州军队离退休干部第四修养所发给我的政治生日贺卡。

这是入党60多年来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生日卡，我很高兴，很感动。这张特别的生日贺卡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一直把“她”放在跟前，保管的很好。我随时可以重温入党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每每看到这张特别的生日卡，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工作的岗位，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中。

重庆解放，我参军了。1950年春，校方通知我可以回西南政法大学复学。我选择留在这个革命大学校和互敬互爱温暖的部队大家庭里，老同志们表现出的为党为人民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难，工作抢着做的大无畏精神感染着我，关心爱护新兵感动着我，他们这种模范带头的作用影响着我，我决心向他们学习。1951年1月，我加入了青年团，我要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接受组织考验。

赴北京实现理想

抗美援朝，朝鲜全面停战后，我军部队1954年4月回到祖国，进驻浙江金华市。此时，北京中央机关卫生处王科长到12军选单身男、女同志去北京工作。我于1954年11月去了北京，分配在毛家湾中央直属第二医院，小儿科大夫。我没有干过小儿科工作，一时又购买不到相关的书籍。我就从老大夫那里借了一本儿科治疗手册，我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把书的内容全部抄下来备用。除了白天的工作，曾派我晚上出差，去为匈牙利芭蕾舞团赴京演出做保健工作。这就要放弃休息和不能观看演出，只能坚守后台，关注是否有需要帮助的演员。演出顺利结束了，我也顺利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虽然没看芭蕾舞演出，能为中匈友谊尽了一份力量，我也是很高兴的。

1956年秋，调我到北京宣武医院小儿科大夫，同时担任该院共青团总支宣传委员，我那时已是党的培养发展对象。

我暗暗下决心，接受组织的考验，更好的做好医务工作及共青团工作。不久组织安排我到院整风办公室，搞外调工作。我经常要出差，到过上海、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和乐亭县等。较大城市还好，有火车通行，也有四人硬卧车厢。出差时我喜欢买上铺。好处是价格合理，不受干扰，将文件包放在枕头下面，感觉安全，心里踏实。另一个原因是能很好睡眠，便于第二天完全投入工作中。艰苦的地方，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大卡车，牲口拉的板车等也是常有的。记得50年代，山东乐亭县是没有像样的公路，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车子开动时，尘土飞扬。建国初期这样情况，我当时完全不在乎，也没觉得苦和赃。心里想随着国家的建设，社会一定越来越好，当前更重要的事是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到内蒙古大青山外调。我和五官科大夫一道坐京包线火车先到包头。下了火车就感觉到了这里特别大的风沙，听说暴风来时，可以把沙子吹到别处，堆成沙子山。我们为了更好完成任务，两人商量先去包头百货公司。只见货架上一层灰，货物不多。我们决定买个风镜备用，暴风来时，可解决大问题了，我们能睁开眼。我们开始进山了，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我两都第一次见他们，不敢做。只好去村庄见到村长，他接过介绍信后，及时派一位青年车夫，并叮嘱小伙子注意安全，他赶着**拉的板车进山了。山路高低不平，有的石头突出地面里，高低不平。我们坐在板车上抖动的特别厉害，只好下来步行。走累了，再坐板车，反复多次，终于到了大青山旅店。进门左侧有一个大炕，他是经商的人，骆驼商队休息、吃饭的地方。老板娘见我两女客人来了，马上迎上前来，领我俩到上房，中午吃的荞麦面盒子。晚上，我们和老板娘夫妇、小儿子睡一个炕。科大夫突然对我说：小刘大夫，你睡靠墙最后一个位置，“革命虫”即虱子，要通过几道封锁线才能到你那里。但他们还是爬到我的衣服里，我前胸后背很痒，只能用手去抓痒，多处地方挠出了血痕。管不了那么多。虽然我们吃住的地方比较艰苦，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很高兴，完成了外调任务。

1957年1月17日，我与12军组织处副处长刘伟同志在他们组织处会议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不久我怀孕了。1958年4月在北京，我带领共青团员去天坛体育馆听中央首长的报告。通知是做台阶，到场地后改做草坪。不幸造成我七斤重的男婴宫内窒息夭折了。产后我到部队休产假，刘伟非常理解我。虽然我们痛失了第一个孩子，他没有一句怨言，还安慰我好好养好身体。他要上班还要照顾我，我这受伤的心好受多了。产假结束，我回北京又投入紧张的工作。

建国初期，卫生防疫还不完善，小儿科各种传染病高发。1960年春，我参加了宣武医院小儿科中毒痢疾抢救小组工作。当时大夫与护士都有分工，护士管理接收患儿和治疗准备工作，大夫负责下医嘱和打针静脉注射。动静脉，抽血检查项目等。领导要求我们抢救小组要在五分钟内将急救药物注射进去。我们曾接收了一位昏迷患儿，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双眼视利不清，为了患儿不留残。我想我国中医、中医药有几千年历史，提出是否请中医会诊。治疗科领导要我拿中医治疗理论，我拿不出根据（我想有机会一定要学习中医），只有请示党委领导。最终同意中西结合治疗，患儿得救了，重见了光明。（我学中医后才明白肝脏与眼睛的关系，肝开窍于目）我们小组在抢救中毒痢疾患儿中无一例死亡，1960年5月，我们抢救小组被评为抢救中毒痢疾先进小组。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经党委各方面考察，我已达到共产党员标准。1960年6月1日在北京玄武医院，经王秀芬、蒋清平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理想实现了，但这只是我的新起点，我要更严格要求自己，继承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重返部队，牢记使命

1961年4月我调回12军门诊部工作，授中蔚军医。又回到老部队工作，也和爱人能在一起了，还是很高兴的。也非常感谢组织的安排。我们除了给军人门诊看病，还要给家属、孩子看病。还要给下面部队培养卫生员，我每次都准备授课内容到很晚才休息，学员们的好评，对我鼓励很大，他们能学到有用的医学知识，我很欣慰。1963年，我被授上尉军医。我值班时，同事们打趣的说：机关、家属、尤其是孩子病人就多，我忙的一上午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但能医好病人，累也是开心的。

1968年部队调安徽接受新任务。70年代初，我负责首长李德生军长、张文碧政委保健工作和门诊工作。李德生军长要求我们不要在门诊坐等病人，要走出去。我们党小组及时认真讨论和研究首长的指示。大家统一思想，决定分片包干，各负其责，肩背药箱，到机关为广大指战员、为家属职工、为孩子们医疗服务，为直属队警卫连、防化连、通讯连巡诊，医疗卫生课，防疫工作齐上阵，门诊巡诊两不误。到群众中去，服务好广大官兵及家属孩子们。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老军长，老政委调离了我军，我军由官俊亭任军长、刘新征任政委。我们任然保持优良传统。

记得有次我在家正吃午饭。营房处干部他女儿发高烧求诊，我放下碗筷，及时背上药箱，到她家。查体时，她的颈部出现神经症状反应，引起我高度重视，继续检查，发现她左耳下腮腺肿大，口腔内左侧腮腺。洪总。我查体完后，初步诊断为腮腺炎并发脑炎，我找到救护车司机，他正在吃午饭，他对我说，我吃完饭后再去行吗？我说不行，对重病人急救工作要分秒必争，要马上送九七医院。因送医及时，孩子很快在医院治疗下，痊愈后出院，没有后遗症。这姑娘后来参军了。

我们下连队到防化连，发现有几位同志发烧，腹痛。该连庆祝建团建连八周年会餐后，病人增多至十多位同志，均出现了高烧、腹痛、拉肚子，大便带血。我们及时送医院，医院传染科病房已满，不能再接受病人了。我马上在军部地下室开隔离病房治疗，并对病原进行调查。发现我军该连队附近有一家老百姓，他儿子拉痢疾两天了，与连队共用一个厕所。通过连带病菌污染会餐的食物，病从口入，带来了这次痢疾流行。我们及时进行场所消毒处理，要求大家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很快控制住了痢疾的传播，连队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自从返回部队后，我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严格要求自己，牢记使命，听党指挥，肩负重任，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多次受到表扬，军里放电影前曾播放我的事迹。为广大官兵、家属、孩子们服务，是我卫生所所长、副主任医师应该做的，这些工作也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同时也是实现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目前，我已90岁高龄，早已退休。但我仍愿为党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刘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