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金融改革逐步迈入深水区。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和欧盟的1/4，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仅为世界第80位以后，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展望未来，经贸争端长期化、复杂化趋势凸显，美西方部分国家对我国的加征关税措施使我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类产品（ICT）受到重点制裁，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我国产业升级的目标。为了有针对性地破除封锁，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建立一套前提假设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的研究范式与金融实践指导方针，确保金融体系有效运转，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接下来，本文作者宗峻麒，现于2022年至2023年间在澳门大学从事金融学博士研究工作，获澳大中央UMPA全额奖金，曾于2018年至2022年间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专员，将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论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急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旧的结构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主要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结构上的区别，呼吁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实现发展，政府首先要实行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尽快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产业结构。然而，实行这一理论的国家由于政府干预过多，经济中存在严重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包括不限于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等，最终导致旧的结构主义理论实践的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想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政府必须依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果出现资源错配和寻租，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开始兴起。它们全盘否定了旧的结构主义思潮，强调以华盛顿共识为主体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政府干预，尽快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在“休克疗法”中，俄罗斯等国取消了各种保护补贴，迅速地完成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但结果却是社会极具动荡与经济严重不稳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以失败收场。

近年以来，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知名学者们， 开始强调“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在经济发展中既要重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即有效市场，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即有为政府”，总的来说就是强调要注重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包括劳动力素质、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等。此处重点讨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孰为因果的问题，学术界与业界曾经长期存在着各种争论。

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减少阻碍企业和产业扩张的外部融资束缚，如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创新等活动具有筛选和融资支持作用，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考虑到金融业本质上是服务业，要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根据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风险特性来设立金融业适宜的结构与监管体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因为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也就意味着研究的前提假设条件跟西方部分国家有所区隔，所以合适的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和产业的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

当前，随着《资产新规》在中国正式施行后，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出现了如银行理财不再保本保息，二级风险及以上银行理财面临大量赎回，转而投资定期存款等新情况，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结构到了出现剧烈变化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的开启与完善，公募基金在其中将扮演着丰富投资渠道等重要作用。而从见微知著的角度讲，通过研究成熟的美国公募基金市场及其管理者结构，能够对我们未来深入细致研究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借鉴与政策指导意义，而这也正是笔者最近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社会经济不断变革的今天，金融经济学虽然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其科学性不断被质疑，很多政策实行产生的后果与当初预期相差较大。本文旨在引发更多思考，探索立足于国情的最新的金融市场研究课题。例如，我们需要探讨什么样的金融结构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以及未来的金融政策如何发挥建设性的创新引领作用。希望能与更多同仁共同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为我国金融领域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