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进程。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化已经开始出现倒退趋势，而疫情的爆发更加强化了反全球化的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它们纷纷采取非常规政策以刺激短期经济恢复，但也导致经济更加脆弱，表现为“三低三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资产价格）的特征。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自2008年以来，全球化倒退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程度降低，全球关税削减进程放缓，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增多。自2016年以来，全球化倒退的迹象变得更加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反全球化贸易政策。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倒退，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则对全球一体化进程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短期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并至少从三个方面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

第一，新冠疫情阻断了各国正常的商贸活动往来。全球超过200个经济体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纷纷出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如入境限制措施、隔离措施、交通限制措施和加强口岸检疫等。在一些国家，这些措施相互交叉，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防控体系，虽然有助于控制疫情，但同时也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贸交流。

第二，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出现“客观”断裂。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控制病毒传播而停顿，凸显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各国应对产业链危机的措施出台，本国、双边或区域等小范围“自力更生”局面有可能逐渐形成，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延续到疫情结束后，甚至可能成为常态。那些决心以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在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下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加速产业链脱钩。

第三，新冠疫情催化了主要国家的“主观”脱钩。相较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断裂更为危险。一些发达国家因疫情防控不力而陷入经济深度衰退和长期低迷。一方面，这些国家试图将责任推卸给中国以掩盖政府失责；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更加迫切地希望制造业回流，以保护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反全球化的力量。

新冠疫情不仅加强了以往的反全球化势力并产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势力，也催生和加强了一些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例如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只有依靠国际合作，甚至是国际援助，才能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在其他国家未能有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即使某些国家通过自身力量控制住了疫情，仍时刻面临着境外输入疫情的影响。但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需求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各国在抗疫政策上存在差异，各自为政，政府面临其他多重目标的干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科学抗疫政策并未得到广泛的遵守，国际合作的基础也比较薄弱。

站在当前时点，展望新冠疫情后的全球化进程可能面临的三种情形如下：

第一种，经济全球化倒退，经济区域化加强。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倒退，而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更快。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不仅强化了之前的反全球化力量，还产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力量，而支撑全球化的力量短期内无法阻止全球化倒退。但由于既有的全球化和产业链使得世界难以完全割裂，经济区域化可能会再次得到加强。

第二种，全球化停止，原有的全球体系全面坍塌或名存实亡，世界呈现以主要国家博弈为特征的多极化格局。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不仅快速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还从一个单纯的垂直分工参与者逐渐变为高科技的水平竞争者。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经济率先复苏。但是，部分发达国家一方面试图“甩锅”本国政府防控疫情不力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在与中国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从而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特别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态势愈加明显，甚至不择手段。疫情期间，中美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疫情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会停止，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会表现为以主要国家博弈为特征的多极化格局。

第三种，再次启动全球化进程。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够战胜疫情，尤其是在中国的带领下，全球可能会携手并肩巩固、完善和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以上三种情形可能不会单独发生，而是交叉并行，随势而易。

新冠疫情后，中美贸易争端变得更加激烈。从2017年开始，美国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制造商发起贸易摩擦，并逐渐扩展到资本、技术、金融和人员交流等领域。在双方达成一定妥协后，中美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然而，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力度和范围加大，美国试图与中国在各方面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投资方面，美国要求撤资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投资和收购也受到各种限制。在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正在挑剔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而新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也面临着重重阻力。在金融方面，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或保险服务。在技术方面，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打压越来越超出规则。近期，美国甚至迫使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在美业务，否则将遭到封杀。微信和阿里巴巴等公司也可能遭到美国政府的封杀或强制出售。此外，美国还有传闻将“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等。

特朗普上任之初，追求的是大国政治的“零和博弈”，美国尝试从中美竞争中“获益”。然而，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甚至宣称为了打压中国，美国愿意付出代价。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放弃了过去40年以“和平演变”为基调的对华“接触”政策，转向以长期战略竞争为基调的“规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能够利用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发挥到极致；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果断抛弃；在没有规则规制中国的领域，则通过重新设立规则，锁定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无论本次美国大选特朗普是否会获得连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战略都不会根本逆转。面对美国坚定地打压中国和推动中美“脱钩”，中国必须放弃幻想，做好斗争准备，同时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稳定发展，补齐短板，做好自己的事。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新战略。过去，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与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积极开放国门并融入世界。然而，新冠疫情和中美摩擦的不断升级，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全球化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不得不进行战略转型。新战略并非放弃国际循环，而是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实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必然导致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中国将巩固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并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度；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将部分国外产能内销；并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作者宗峻麒是金融领域专业研究人员，拥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金融硕士学位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金融数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他曾于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担任研究专员，研究方向包括公司金融、资产定价、开发性金融和大宗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