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期，原文标题《东北为什么出现“收缩型社会”？》，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黄子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发表了自己的东北见闻，称黑龙江是中国收缩型社会的前锋。什么是“收缩型社会”？它与东北地区是什么关系？为此，我们专访了“收缩型社会”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李红刚表示，黑龙江等东北地区已开始了收缩，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我们预防以后可能出现的区域问题，有着借鉴作用。

东北已开始总量收缩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出了“收缩型社会”的概念，主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社会特征？

李红刚：“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主要描述一种社会发展状态，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一种系统呈现，强调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其中人口变化是主导因素。社会收缩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总量层面的，一个是结构层面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强调的不是人口“少”，因为当前中国存量人口显然不少，而是强调人口在“减少”的动态过程：先是结构性减少，再到全局性总量减少。中国现在的绝对人口还在增加，还没减少，但结构性减少很早就有了。

区域上看，最早开始的就是乡村人口减少，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村是非常兴旺的，但现在处在凋零过程中。还有就是地区性人口减少，比如大家最近很关注的东北人口问题。

年龄上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15～59岁）从2012年就开始绝对减少，5年已经累计减少1796万。北京大学苏剑教授更预计2022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减少呈加速态势，每年1000多万。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人口总量绝对减少应发生在2030年前。考虑到从1962年一直到1972年，每年出生人口平均都在2500万人上下。大致在2035年后这批人会开始大量离世，而届时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很可能不会超过1000万，这就意味着在随后至少十几年时间里中国总人口每年将会减少1500万人以上。显然，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巨大人口冲击。而这个收缩状态，不仅表现在中国，也体现在国际上广大中高收入发达国家。

前车之鉴就有欧洲和日本。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生育意愿会下降，这不仅是因为养育子女的显性经济成本的提高，也因为富裕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隐性机会成本的提高。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均寿命延长，自然造成老龄化和活跃人口减少，这就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乏力。现在，全球利率处在500年历史中的最低水平，我觉得这跟这种人类历史大变局有关。

“收缩型社会”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

三联生活周刊：孙立平引用你提出的概念，认为黑龙江是中国收缩型社会的前锋。是否在中国收缩型社会特征中，东北地区最为突出？

李红刚：东北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的缩影。东北给我们的警醒之处在于，东北人口率先开始了总量上的绝对减少，虽然才刚刚开始。黑龙江从2014年，辽宁是2015年，吉林是2016年。在此之前，我们就感到东北衰退了，这是因为结构性收缩一般要明显早于总量收缩。

从统计数据上看，东北人口问题首先体现在其超低的生育率。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只有0.74、0.76和0.75，远低于全国水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生育率一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其次就是人口外流。截至目前，东北人口外流总量其实并不像媒体炒得那么严重，近10年流出人口累计也就100多万左右，但此间中青年人居多，高学历的、高层的、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不少。结构性特征明显。

再就是养老金的问题。据此前一份报告称，东北三省2018年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不足3个月，其中黑龙江是全国养老金缺口最严重的地区，该省2016年就耗尽了历年的养老金结余，靠借款度日。如果没有养老金制度的大调整，这个问题未来将更严重。

除统计数据，实际亲身观察的感受也是。最近两年我也去了东北几次，直观感觉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明显人气不足，而一些地级市更显得有些萧疏。

需要强调，东北问题并非多么特别。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是在收缩的，以前是村庄，现在则是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荒废。从气候条件看，世界上冬天类似温度带（如北欧的北极圈、加拿大北部、西伯利亚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等地）的地方本来就是承载人口很少的地区，只是由于东北夏天温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可以收获一季粮食，可相对承载多一些人口。东北经济曾经的优势源自于20世纪上半叶的超常规发展积累以及中国计划经济的加持，是地缘政治历史的产物，带有某种程度的“飞地型”经济特征，而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也是东北经济产业结构显得有些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历史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适当收缩是可以理解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中国是东北地区率先开始了收缩？

李红刚：主要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生育率低，人口流失也很严重。

东北为什么生育率如此低？首先是计划生育做得严，这是由于东北的城镇化率一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国有老工业基地体制内人口相对较多、作为移民会聚的地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等原因。计划生育一般是城市比农村严，体制内比体制外严。

其次，当一种模式形成后，人们会形成“路径依赖”。东北民众似乎已习惯了一胎化生育、养育模式。比如心理上会认为一胎正常，多胎则有些特别，而一胎也逐渐造就了高成本的养育模式。但这种高成本养育模式面对的是东北并不高的收入水平。东北城镇人均收入水平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如2012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青海和甘肃，这跟人们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放开二孩后，东北的生育反弹比较弱。

再就是可能跟生活方式有关。东北地区是未婚率高、离婚率高，这肯定是不利于生育的。2016年调查显示，东北地区的离婚率高于全国水平两倍以上，黑龙江和吉林的离婚率排名全国第二、第三，辽宁省离婚率也排在前十。

另外就是人口外流，这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东北近年经济不佳，工作机会少，薪酬待遇低，人们自主“用脚投票”。可以预期，如果没有特别措施，东北人口会加速流出，加剧社会收缩，进而又进一步挤出人口，进入恶性循环。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声音认为，人口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东北地区的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红刚：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人才流失与经济下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彼此还相互作用。

现代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归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人口变动跟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人口减少了，其他四个要素不一定能补。

首先是关于资本，资本是不断投入的结果，要是人口减少，经济乏力，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投资增长率都会相应减少。第二个劳动力数量，直接跟人口有关。第三是人力资本，如果人都没有了，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何积累人力资本会是一个问题，人口少了人口素质不一定就自然提高。第四，技术知识，这个也是人脑创造的结果。人的分工，有些也是现在很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能替代也就是一些工业化程序。最后就是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去开发利用，那么它即便存在也不会自动驱动经济增长。

所以不要夸大其他因素的替代性，人口因素是主导，其他要素与之更应是一种互补关系。从系统的角度看，存在一种系统集成效应，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谓的“1+1>2”。这貌似规模经济，实际上是超越规模经济的。人口要是减少了，更可能是一损俱损。

以上关注的是供给面，再看需求侧。经济增长是需要需求拉动的，有人的地方才有市场需求。人口密度不够，市场规模不突破一定阈值，就可能不足以支撑特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比如高铁在中国可以快速发展，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就没法做。

基于以上理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跟人口增长率更高度相关的。回头看日本，日本在其劳动人口绝对下降的1990年以后GDP增长率平滑值基本就没有超过2%，这与其人口爆炸的上世纪60年代两位数的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进入收缩型社会的欧洲经济增长率也是在低速区徘徊。

2015年2月4日，哈尔滨市火车站内挤满出行的乘客

试点东北，适应“收缩”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收缩现象是否是不可扭转的？我们应如何应对？

李红刚：这种收缩趋势很可能不会改变，就像中国人口出生率，即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总和生育率肯定也到不了人口替代率水平。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应做。所以首先，我们的人口控制政策要尽快放开，并在一些地区率先鼓励生育，尽可能去延缓和弱化这种趋势。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并学会适应和应对这种新变局。我们过去所有的思维和经验都是扩张性的，用扩张性的办法去应对扩张性的社会经济。现在需要去适应即将到来的收缩型社会，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要有这个意识。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预期可能需要大的调整。过去30年国家和个人收入增长都非常快，以致大家可能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过于乐观，加杠杆买房等等。但面对收缩型社会，需要慎重，要考虑我们过去忽视的风险。日本、中国台湾已经经历了这种时代转变。

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面对收缩型社会，推行扩张战略就必须谨慎。对大多数企业和机构，恐怕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铺摊子，特别是加杠杆跑步前进。在扩张型社会，扩张可以建立在社会增量的争夺上；而在收缩型社会，扩张只是在存量上争抢，这显然会更艰难。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更要考虑收缩型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政府层面上，现在扩张性思维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比如2017年末国务院紧急叫停了包头地铁建设，就是一个信号：包头这样的城市以后在规模上未必会膨胀得很大，支撑不了这样的扩张性建设支出。

三联生活周刊：那具体到东北地区，政策上可以怎么适应和转变？

李红刚：仅就政府政策层面而言，船很大，一下子很难掉头，怎么办？既然东北问题最突出，那么我们可以在东北进行特区试验，率先进行应对收缩的政策调整。有几个政策调整方向，建议东北地区率先进行试验：

首先，尽快在东北做地区性的放开人口控制、鼓励生育试验，甚至鼓励高生育意愿的内地人移民东北。鼓励生育并不是说政府马上为每个新生儿补贴，而是指尽快创造一个好的养育环境，主要是教育和托管的供给。比如现在上托儿所、幼儿园很难，这方面就大有文章可做。

其次，试验新土改，放松土地管制。过去土地政策是建立在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紧张的恐慌心理上，对城市建设用地的控制极为严苛。但中国已进入结构性收缩，对土地紧张的恐慌应解除，更多地考虑土地资源放开和有效利用。比如在东北施行更宽松的土地政策，甚至考虑土地民有。允许更多的城乡要素互动以利于城乡均衡发展，让农民可以出让土地宅基地，让城里人可以下乡租地、开发乡村，以减缓我们乡村的收缩。

再次，试验更宽松的行政审批政策。现在都说东北政府管治存在问题，特别是办事、投资不便利。那能不能借鉴本届中央政府办自贸区的思路，在东北搞行政审批政策特区。政府失灵的地方，把资源配置权更多地交给市场，把社会治理权更多地分给社会，给东北更多的宽松自由政策。

这些政策调整既是为了解决东北目前的问题，也是给全国性改革做试点。40年前的改革从东南试点开始，我希望今天的改革试点可以从东北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