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往前推100多年，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有个叫拉克伯里的，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自己憋着研究，在1894年，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书。

在这本书里，拉克伯里说了一个故事：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有个国王叫Nakhunte的，率领巴克族翻越昆仑山，来到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经过征战兼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这个Nakhunte又被称做NaiHwangti，拉克伯里说他就是轩辕皇帝，而巴克族是“百姓”的转音。这样说起来，中华民族是中国这块大地上的外来户，中华文明是拷贝古巴比伦文明的山寨货。

这种惊世骇俗的“研究”，现在大部分人只会把它当笑话看，但在那个时候，它作为“中国人种西来说”的正宗学术“成果”，居然在世界上有了影响。日本人如获至宝，赶紧把它写进了《支那文明史》里。而当时中国像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大家以及宋教仁这样的政治人物，也都支持这种看法。

西方人为什么这么想把中华文明起源往西方扯呢？

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创世于公元前4000年。可是中国人不是老说自己上下5000年么？这多出1000年去可怎么算？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就拼命想办法给中国历史“减肥”，他们的出发点虽然荒诞不经，但这种思路延续了下来。

那为什么章太炎、刘师培也支持这种说法呢？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如果能跟西方攀上亲戚，“黄白同源”，也就证明中国人种从根子上也是“文明”的了。

可怜啊！

历史从来不是历史，它也是现实。如果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把中华文明的源头牢牢钉死在5000年前，我们民族就可能是被哪个西方学者随意“研究”出来的“阿依土鳖”国王的后代，我们民族自信的底气就不够硬。

而做到这一点的，是一个只活了28岁的年轻人。

他不是名人，名字用搜狗输入法都打不出联想，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他在1936年、1937年那个中华民族最为危难的年代，以一己之力首先发现了良渚文化，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5300年左右。

他叫施昕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国破山河在

1911年，清王朝已经只剩出气没有进气的时候，施昕更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一个小商人家庭。因为家里摊上了官司，到13岁的时候，已经供不起他读书了。校长见他勤奋好学，多次上门劝说，说服其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读初中。

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学习。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

1929年，浙江省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杭州西湖临时博览会。刚毕业不久的施昕更经人推荐，担任了历史展厅的讲解师，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正好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想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的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而施昕更因为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址矿产组助理干事。

在此后的5、6年间，施昕更潜心研究地质学。到了1936这一年，施昕更参加了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对出土的石器进行整理时，发现有几样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跟老家良渚一带盗洞边散落的器物非常相似。

他隐隐觉得，古荡与良渚之间应该有莫大的联系，于是回到良渚两次进行调查。在一天傍晚，从安溪岳母家回来途经一条沿山小路时候，他捡到了一块黑色陶片，觉得跟别的陶片不同。第二天再去实地考察，发现这一带散落的陶片极多，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小区域，好像有先民居住的痕迹。

施昕更继续调查，终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这一天，于一个狭长型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几块陶片，就是发现良渚文明的开始。

但施昕更当时还不知道他有了多么重大的发现。他拿着陶片向馆长请教，馆长鼓励他继续发掘，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这样，从1936年底开始，施昕更在寒冬里以最低的经费，极少的人力独立负责了三次发掘工作。

在那个有政府等于没政府的年代，想做一件这样有开创性质的工作有多难？施昕更的发掘工作在当地引起震动，一些不明就里的农民以为他在盗墓“自肥”，对发掘工作横加阻拦，还有的合伙乘夜私盗，毁坏了不少农田，这些都被算在施昕更头上。

首次发掘有所收获之后，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场上卖价飙升十倍，古玩商人唆使村民挖掘出售，盗墓之风更加盛行，施昕更本来计划做长期研究，考虑到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只能赶紧做了抢救性发掘。

这三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施昕更于是给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写信，在梁的鼓励下，将发掘所获将以整理。施昕更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没有专业考古知识，就是凭着一股劲，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从室内整理、撰写报告到绘制图幅，差不多全由他一个人来做。

经过半年时间，报告完成，主题为《良渚》，副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

然而正准备交付印厂付印的时候，国难来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11月24日，吴兴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分三路南下进攻杭州，12月24日，日军攻入杭州市区，杭州沦陷。

仅仅1个半月时间，浙江1市17县大片土地尽丧敌手。

日军给浙江带来了深重的苦难，1937年11月5日登陆当天，日军屠杀金塘村民263人，19日攻陷南浔，屠杀400余人，24日攻陷吴兴，屠杀300余人，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入城“自由行动”三天，屠杀杭州市民4000多人，700名妇女被奸淫致死，3700多家房屋被烧毁。

杭州失陷，屠杀未止。1938年3月4日，日军田中有朋大队包围余杭县午潮山，将避难于此的妇女老幼用刺刀相逼、集中起来，把男人押到院子里跪在地上，用重机枪扫射，屠杀400多人。3月26日，日军再次扫荡余杭与吴兴，屠杀585人。

除了屠杀，日军还在浙江先后三次大规模使用细菌战，混杂使用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细菌，波及7市30个县，每攻下一处要撤退的时候，或者在村中水井投下细菌，或者强逼战俘吃下带有细菌的事物，有拒绝使用的战俘就活活烧死或者枪杀。受此所害的中国百姓，不计其数。

这样深重的国难前，哪还有文化人容身的地方，日军登陆杭州湾后，博物馆内迁浙南，杭州沦陷，《良渚》付印中断，原稿中有部分内容丢失，施昕更边走边对报告内容进行补充、撰写、整理，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付印问世。

报告一经发表，立即引发学界关注。而此时的施昕更已在馆长推荐下，投笔从戎，到温州瑞安县担任抗日自卫会秘书。不幸因工作辛苦、积劳成疾，于1934年4月患病入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溘然长逝，年仅28岁。

同样令人痛心的是，施昕更费劲辛苦发现的许多文物或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或在辗转过程中散落遗失了。

春生草木深

翻开施昕更的《良渚》，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篇专业的考古学报告，而蕴含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他何以对良渚倾注心血的原因，以及他的心志。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他认为，自己要通过发掘和研究古迹这种方式，宣扬古代文化，来“健全民族的意识，而发生爱护乡土的观念”，激励更多的人将中国文化“发扬而光大之”。

而探究的方法，不是扎到故纸堆里去，而是走向实践探索，因为“当此世界学术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耻辱名词也。欲洗刷之，则形式皮毛不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谓学术救国等），非至实际之阵线努力不可。”

因为日寇在沦陷区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宣扬“同文同种”、“中日提携”，因此施昕更抱定的决心，是“除了军事上的战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要进行战争”。

在很大程度上，施昕更把他深沉的愿望，寄托在这份报告上，最后的署名，特意标注于他参与抗日的瑞安县，他写道，“这份报告，跟随作者同样的命运，经历了许多困苦的历程……不过科学工作人员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

在报告序言的最后，施昕更希望，有一天等到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他也能在“在焦土瓦堆中，找出敌人暴行的证据，同胞血和泪的遗体，供世界正义的批判。”

可惜，他既没有看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他的研究光大的那一天，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死后葬在哪里。

但他的研究在战火中活了下来。

1959年，夏鼐先生依照按发现地点命名的考古惯例，正式提出“良渚文化”。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钺、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

玉琮象征神权、玉钺象征军权、玉璧象征王权，这说明良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礼制文化，不是蛮荒的史前文明，是文明的社会。

在此基础上，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良渚文明的确立。

2015年，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专家通过测算发现，其可抵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大型水利设施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这是属于历史的蝴蝶效应吧，谁能想到，一个小小博物馆助理在干涸池底的努力，70年后震荡出这样的声响。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多少帝国王朝远去了，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存续至今的原因，除了复杂的内外缘由，还因为我们幸运地拥有许许多多像施昕更这样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在最危难的年月，把中华文明的火种护在心口，为它而死去。

在《良渚》报告的序言里，施昕更写道：“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才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