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刮来一阵清风

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

浙江对民营企业的关爱，总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9月20日，杭州市举行全面实施“新制造业”动员大会，会上发布了“新制造业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两个措施，一个是新旧融合：新产业和传统产业“两不误”；一个是政企合作：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关键。

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杭州市政府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提供等全方位的保障。

“政府事务代表”一词，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我看来，在目前民营经济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杭州出台此项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为什么杭州在新制造业动员大会提出这个方案？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民营制造业比民营服务业的生存环境更困难呢？

实际上，相比于沿海其他地方，杭州的民营经济或者民营制造业已经非常成功了。有数据为证：

2018年，浙江省共新增小微企业36.3万家，其中99%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指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2018年末，浙江省小微企业在册数量已达到204.6万家。更重要的是，新设小微企业中44.7%分布在杭州。这与杭州着力创建国际级软件名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密不可分。

既然民营制造业需要比民营服务业更好的生存环境，那么，杭州就在“补短板”上做文章。

其实，这种办法以前不是没有，只不过是发生在杭州这个特殊的地方和发生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时点，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

早在2015年10月29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动员部署全省“万名干部进万企，创优服务稳增长”活动。会议指出，“万名干部进万企”活动，是决战四季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需要，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需要，是践行群众路线、培养锻炼干部队伍的需要。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全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同样的故事，三年之后也发生在温州。

2018年11月19日，温州市启动“万名干部进万企”专项行动，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全市抽调1万名干部与1万家企业结对，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什么事情，只要“成千上万”就容易被遗忘。“万名干部进万企”，有点“搞运动”、“撒胡椒面”的味道。而区区“百名政府事务代表”反而很容易吸引眼球，引起社会大众广泛的关注。

政商关系之变迁

“百名政府事务代表”产生的背后，折射的实则是政府与企业的如何处理关系的实质性问题。

现在，“精准”二字可以用于方方面面，每个企业的难题都不一样，解决方案也应该不一样。因此，需要“一企一策”，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

政商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关系。市场经济中有几对基本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企业内部关系等。而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系，即政商关系，是最难以处理的关系。很容易出轨或者翻船。

政商关系过密，容易造成同穿一条裤子、在吃一锅饭。

政商关系过疏，又会造成企业茫然无措，问政无门。

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是也导致了官商勾结现象的愈演愈烈。

在2013年之前，可以说官商一家、政商不分是大量存在的现象。官商“勾肩搭背”是一种恰当的形容词。商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只要官员需要，商人什么都可以送。最奇葩的是有的商人成为“送子观音”。

据媒体报道，一位行贿者，投一位无子部级官员所好，花340多万找代孕中介，使其成功收获两个儿子。而该官员通过两次出面“打招呼”，助行贿者获得9000多万科技性补贴。340万比9000万，这就是巨大的行贿收益比。因此，不少奸商趋之若鹜，前“扑”后继，乐此不疲。

可以说，每一位大贪官的背后，都有大奸商的身影。每一位有权有势的高级官员，又都不幸成为奸商围猎的对象。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深化，政商关系也到了非说清楚不可的时候了。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第一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

领导干部的“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

领导干部的“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

企业家的“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

企业家的“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

经过最近几年在反腐败方面的有效努力，中国的政商关系从局部腐败走向全面亲清，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中国强起来的标志，就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与政商关系的亲清。

但是，糟糕的事情又出现了。

政商关系要“亲”，就要摆脱“疏”的问题。政商关系要“清”，就要摆脱“浊”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浊”就很容易“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不给钱就不办事，给了钱就乱办事”。一“疏”就很容易“清”，政商关系保持了距离，也就没有什么风险。

这就很容易导致有一部分官员为了明哲保身，一有风险就不为企业办事，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改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企业的生死与己无关，对企业的事情尽量少管，免得自找麻烦。这使得企业在关键时刻走投无路，投诉无门。

于是乎，杭州想了一个好办法：对龙头企业派出“政府事务代表”。及时解决这些龙头企业随时产生的各种问题。过去，“有困难找市长”，市长哪里忙得过来，有问题打“市长热线”，也只是一般干部在记录。说不定哪一天还是人工智能在回答问题。

现在的“政府事务代表”，不仅是“保姆”，关键时候还可以起到“消防队”的作用。

各地尝试给“亲”“清”松绑又加箍

 这些龙头企业确实需要“政府事务代表”关照，但是，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则更需要阳光雨露般的关心，他们更需要亲清的政商关系所形成的良好营商环境。企业家、创业者不能只是看到主席台上的政府官员而没有机会与之交流。

众所周知，去年9月中国出现了很奇葩的“民营经济离场论”，在浙江有5年工作经历、对民营经济呵护有加的总书记5次为民营经济“站台”。因此，有的城市从去年年底开始，又制定了一些让官员主动作为、贴近民企的制度。

我觉得，相比之下，这种制度比“政府事务代表”更重要、更有意义。大家可以看一看。

2018年12月，青岛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称：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要加强同企业和企业家的接触交往。在依规依纪依法，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的前提下，公职人员要大胆开展工作，积极与企业和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热情搞好服务。经批准，可参加或组织以下活动：

参加商（协）会或企业举办的座谈会、茶话会、年会等活动；

参加商（协）会组织的外出考察调研活动；

组织商（协）会或企业参加展销会、推进会等经贸交流活动；

组织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培训活动；

按照员工就餐标准在企业食堂安排工作餐；

可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企业界人士公务用餐；

不得向企业转嫁应由所在单位承担的费用支出。

南边的广州也给出了更为详细的政商交往负面清单。

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入整治官商勾结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规定：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与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交往中，不得利用权力影响和职务之便从事下列行为：

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支付应由单位或者个人负担的费用；

以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名义向企业及其负责人筹资、借款、借房、借车、投资理财；

以担任顾问、提供中介服务为名向企业及其负责人收取咨询费或者其他好处；

接受企业及其负责人安排的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

默许、纵容、包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务影响在企业谋取利益；

“吃、拿、卡、要”或政务服务不作为、慢作为。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实施意见》对商人也做了明确要求。

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赠送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红包”礼金或者提供宴请、健身、旅游活动安排；

与党员干部合作经商办企业，或者赠送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企业股份及其资产；

为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理财谋利；

以赌博或者其他形式向党员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

身处内陆的成都也不甘寂寞。

今年7月，成都市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成都《意见》的特点之一是：

设立“成都市服务民营企业监督举报专区”，对民营企业维权举报集中受理、限时办结并及时反馈。

严肃查处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中作风不实、履职不力、失职渎职等损害营商环境行为。

强化容错纠错机制，对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出于公心、不涉私利、担当尽责，因敢闯敢试、敢抓敢管而出现工作失误或错误的组织和个人，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

以上三个地方，对政商关系的描述已经非常清楚、非常细致了。它们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百家，而是上百万、上千万的中小微企业。严格执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粉丝”。

要服务不要强迫：我参加商会年会的体会

在行政消费与家庭消费问题上，我建议“要消费不要浪费”，因此，鼎力推动政府公车改革。

在政府服务企业时，也是要以企业自愿、企业需要为原则。任何事情，只要一强迫，企业就会产生逆反心理，导致政商关系的恶化。

上述地方，既为“亲”“清”关系松绑，又加以严格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对杭州第一批一百名的“政府事务代表”也要有负面清单的详细规定，否则会造成新的出轨，从而破坏了这个好的制度。

因此，相对于民营经济的汪洋大海，“百名政府事务代表”只是汪海一粟。一方面，“政府事务代表”与良好营商环境要配合，既照顾极少数，又关怀大多数。另一方面，要给“政府事务代表”加上“紧箍咒”——负面清单，才能够让“事务代表”守住底线，不至于成为新的腐败之源。这样的话，杭州的这套制度就更有推广、复制的价值了。

企业的需求与痛苦，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调查来了解清楚。对于政府所营造的营商环境的优劣，我认为只能通过“暗访”才能够了解清楚。“明察”是无效的。开一个有上级调查组、下级官员在场，众多企业家参加的座谈会，可以说基本上听不到真实的声音。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有上级调查组在场，没有下级官员，只有一家企业参加的座谈会，才有可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很多企业都希望在年底的年会上听一听官员或者学者对经济形势的解读与建议。难怪一些跨年讲演会那么火，票价那么高。

我在统计局工作多年，多少了解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有的商会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年会，并做30分钟左右的经济形势分享。一般我会在下班之后前往，多介绍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尽力提高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认识水平，明确来年的投资方向，提振信心。

这种年会，一般都是在大餐厅里进行。能够把经济形势分析作为年会的一个内容，比只是吃一餐饭要更好一些。

最近，通过与企业家交流，我发现企业家更愿意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才能够取得意外的成功。于是我总结了20个企业经营、政府管理、宏观决策的“逆向思维”，很受听众的欢迎。

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常用不同于常态化的所谓模式，找到更好的路径发展经济。

举一个例子，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的春茶用于生产利川红，现在价格非常高，而夏茶秋茶都是粗枝大叶，做不了利川红，都浪费了。现在，利川人把最便宜的茶叶做成了最贵的黑茶，于是效益提高几倍。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专门谈谈“逆向思维”问题。

能够为企业家服务，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对我来说，“车改积德，讲座行善”。我从1998年起呼吁公车改革，2014年全国开始公车改革，一年可以节约一千亿元。而讲座则是我把平时的思考告诉企业家，是一种行善。

政商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关系

杭州“政府事务代表”是很好地处理了“亲”“清”的边界问题。使得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面对难缠的政商关系时具有可操作性。广州、成都等给干部、企业家规定负面清单，则是把“丑话说在前面”，防范于未然。都是极为有益的尝试。

在新时代，政商关系，应该是建立在解决企业难题、痛点的基础之上的有效关系。即“有求必应，无事勿扰”。

政商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好，需要的时候，就在身边。不需要的时候，就在千里之外。努力排除政商关系的副作用。

这要从“换位思考”的角度加以解读。

作为政府官员，要多站在企业家的角度看问题，切切实实去体验企业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企业的难处。企业家需要集中精力办好企业，与企业经营无关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分散企业家的精力。

企业家也应该站在政府官员的角度思考问题，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官员才有政绩可言。有困难找“政府事务代表”，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企业顺顺利利，也不要去找政府事务代表。在减税降费与国内外不确定性的双重影响下，只能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企业的负税能力，政府财政才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

可见，杭州的“政府事务代表”，正好抓到了企业家的这个痛点，有事的时候，可以立马找得到人；没事的时候，不要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政商关系的按钮应该控制在企业的手里。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事务代表”还有一个奇特的效果。如果百名代表能够定期开会，讨论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龙头企业存在的困难，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也重要的参考价值。还可以考察各级政府财经政策的落地问题。这种“百人会”非常值得期待。

若即若离，距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也就是杭州“政府事务代表”制度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