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成为女性励志的台阶

——对话陕西女作家白小兰

《文化艺术报》:白老师您好,据说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您的长篇小说《走下黄土高坡的女人》发行后,在陕北地区引起不小的轰动。请问,目前销售情况怎么样?

白小兰:我创作的《走下黄土高坡的女人》,今年6月份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在我的家乡榆林和延安反响还不错,特别是一些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群,对这本书比较感兴趣,也许是书中写出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吧。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朴实善良且又都是熟悉的,就像我们的乡邻,他们的魂都是贴在陕北土地的脉搏跳动,是那里独特的水土,独特的地域,独特的山川河流,孕育出的独特生命。比如我们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我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出来,他买回去翻来覆去地读了七遍不过瘾,而且还组织起左邻右舍,讲述每篇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我的长篇小说还没印出来,他多次打电话要书,比我还急。他说只要书出来,定价多少无所谓。遗憾的是他给错了地址,书寄出去好久没收到,最后查到书寄到清涧县城时,他大热天骑着自行车取了回来。他是流着泪读完了这本书,然后在电话哭着说:小兰,你小说里写的就是我们家,那时候吃树叶啃树皮不说,娃娃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光景过得一乱包,没吃没穿没柴烧,家不和遭穷哩,一不顺气就动手打老婆。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能把我七十三岁的老汉写哭,证明你写到我心坎上了。当我把这故事讲给对面邻居时,邻居也说你写的就是他们家,她老汉好吃懒惰还嘴馋,常常半夜三更打麻将回来,不给开门就踢门打窗闯进来,不是打老婆就是骂孩子,你讲的这不是写我家还能写谁家?你给我买本书送给女儿,让她看看她老子年轻时那怂样。

这样说来,我这本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命运,而且是代表陕北这块土地成千上万个像祈春晓这样悲惨命运的人物。我想大家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

《文化艺术报》:白老师,您平时喜欢读哪类题材的书,读过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哪部?

白小兰:小时候因为穷,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要发现书,无论是什么内容都拿起来读,哪怕是一张废报纸,都要认真地读完。不止我们一家穷,村里很多同龄人因为家里穷而退学,当然我也不例外,退学后读不到书,同龄人背着父母把挖野菜卖的钱买小人书,这样大家就可以轮流看。白天要帮家里干家务,夜里父母为了省煤油,提早把灯熄灭,有时就在月光下看。就这样,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成了边看书边写日记的好习惯,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读过的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女作家琼瑶和清涧老乡路遥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听说您早期从事的职业是人民教师,后来又离开家乡,像许多乡村人一样挤进了城市,后来走上了写作之路。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吗?

白小兰:是的,我原来是乡村民办教师,刚开始每月工资37元,后来增加到50--80元,教了18年书,最多挣过240元月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孩子考上初中,靠这点工资根本无法供他们上学,只能靠贷款来到延安谋差事。

要说机缘嘛,应该还是与路遥有关,那时电影《人生》播放后,红遍大江南北,人们走路睡觉都在唱电影插曲:“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看哥哥。”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为了看这本书,骑着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图书馆借,大家轮流着看。我当时想:自己不能像刘巧珍那样待在农村,一定要通过努力学习走出靠天吃饭的黄土地。

有幸的是改革开放,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从民办教师改行成了个体户。我在做生意的同时,只要有空就跑到延安南桥书店租书看,刚开始一天1元,后来跟老板熟悉了,每天租金按5毛算。我开始读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世界名著。读的书多了,自然有了写的念头,我就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记在笔记本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我买了台电脑慢慢地琢磨着打字,把这些年写的日记整理发在博客,没想到,习作《改变一生那一天》在网上发表后,留言很多,后来被《长安文学》杂志录用。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日记能发表!接下来一发不可收,我不但把这些日记修改投到全国各报刊,还试着写了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获了不少奖项,最后我又大胆地尝试着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写作的目的是,因为我所生存的时代,生活给了很多的感悟,社会也给了我很多教训,想把自己的感悟和教训记录下来,能让年轻的下一代读懂,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并让我的子孙后代不要为生活中的失败挫折而灰心丧气,要懂得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内涵,这就是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

《文化艺术报》:之前读过你的一些作品,包括部分散文和中短篇小说集《凋谢的山丹丹》,发现你主要书写乡村故事,你为什么要写乡村题材?

 白小兰:我的写作感悟是文学来源于生活,作家要书写熟悉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才有感染力。天底下最苦的就是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在忍受物质匮乏的同时,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或封建糟粕的束缚。按照当地的习俗,女人天生就是守锅灶的,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是男人征服女人的唯一武器。人首先是环境的产物,其次才是谈个体命运个体意识。中国女性意识到觉醒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女性文学也很艰难,男权社会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我从小生活在最底层,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见惯了良知和血污混交涂抹的人性,我无力改变现实却希望以文字使天空晴朗。

《文化艺术报》:从你的作品看出,作家既要依托现实,又要展开想象。作为一个写作者,想象重要,还是亲身经历感受生活更重要?你的作品想象成分多,还是现实成分多?

白小兰:我个人认为亲身经历感受生活比展开想象更重要。如果你不经历苦难生活,没有亲身感受,很难写出感人的文字,写作时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写出感动读者的文字。单靠想象很难写出接地气的好文章,除非你是天才。所以我的作品现实成分要比想象的多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文化艺术报》:你一直根于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你作品里近年创作的乡土人物系列与现实很吻合,这是什么原因?

白小兰:我主要想探讨乡村女性精神困惑、生活困惑和婚姻困惑。我个人的观点是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我书写中主人公命运大都是悲惨的,通过不懈努力最终也是成功的。

《文化艺术报》: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白小兰:自从2016年入选陕西省“百名文学艺术创作人才计划”之后,我离开城市重新回到农村,搜集有关扶贫的素材。三年内,通过采访记录,创作了大量的扶贫方面的文章,因为我感觉党中央提出扶贫,作为一个作家不能袖手旁观,况且我有这个条件书写和记录这些。这几年,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与扶贫有关的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十多篇,写了村民、村长、第一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一批基层领导实实在在扶贫的故事,也写了从国家卫健委派来我家乡的扶贫县长,后来我又将这些碎文章重新组合,写了一部24万字的扶贫题材长篇小说。接下来,我要沉下心来把这部作品打磨出来,作为一个作家感恩国家的一份礼物。(记者吴汉兴)